实际上，行政机关在追求行政合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同时，还极为重视自身行政效能的提升。
三是在执法依据上，既要严格遵守法律，又要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积极争取当事人的理解和支持。具体来说，行政执法的目的应有正当性，所选择的执法方式与措施应与目的相适应，必须选择使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式，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与所获取的公共利益之间应成比例、保持均衡。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21修正）第65条规定，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等。捋顺执法环节，规范执法流程，堵塞执法漏洞，提高执法案卷制作水平。《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以专章对健全行政执法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作出部署。在法治领域，美好生活需要涵括了公开、公平、公正、秩序、安全等价值，对执法提出了更高标准、更多层次的要求。具体地，对应不同的场合和语境，可认为行政执法包括行政处理+N，N可以是行政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甚至行政规划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此谓法治建设十六字方针。4.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建立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机制。一群人堪任统治者，另一群体人只能被统治，并且制度设计也根据这种假定进行。
宪法中的若干重要制度，如两院制、行政否决权、司法审查等，都旨在约束多数派的激情。[50]麦迪逊眼中的共和国是一种新的、更具参与性的政治形式，它表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政府从大部分人民那里直接、间接地得到一切权力[51]。管理这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15]麦迪逊认为，人的自私动机虽然强烈，但还有责任、荣誉、感恩、利他的动机，这是自然的人性在社会中的另一种可能。[71]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5页（第1篇）。
而汉密尔顿对政府三个部门之不同性质的概括，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出于《文集》写作分工的原因，这里我们只以麦迪逊所负责的立法机关部分作为说明。
尽管有些人更聪明也更有德行，但这些优势是自然的，而不是政治的，所有的人都可能表现出这些美德。[64]政治思想史权威卡尔·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教授也曾强调：西方宪法传统从头至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分权制衡原则反映了基督教原罪说和人性恶意识。它是亲切的和容易理解的，与共和政治的广泛参与性很契合。他是现实的、宽容的、踌躇的，怀有谨慎的希望。
如果冲动和机会巧合，我们深知，无论道德或宗教的动机都不能作为适当控制的依据。自由政府的民选机构，因有人民为其后盾，必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宪法序言罕见地引入了这样一个时间视野：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设一个更完善之联邦，树立正义，维护国内治安，筹设共同防务，增进全民福利，并谋今后使我国人民及子孙后代永享自由福祉起见，特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82]同上注，第315—316页（第62篇）。
在糟糕的情况下，平民代表会凭借人多势众通过均分财产、免除债务等过分而有害的法律。参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出的，而由参议员组成的这样一个刻意设置的、只是间接体现人民意志的组织，麦迪逊偏偏认为其具有应有的民族荣誉感——这是一种更适合处理外交事务的品格。
[67]他似乎并不强调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但又不同于霍布斯式的决定论。[65]麦迪逊出身于圣公会信徒家庭，但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就读的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是共和主义的堡垒和长老会反对派的避难所。
性恶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昏暗和颓废情绪催生的，例如马基雅维利身处的15世纪意大利，那是一个内忧外患交并的时代。18世纪的美洲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有长官但没有暴君，有宗教但没有教皇，有绅士但没有领主，有贫富差别但没有阶级压迫……所有那些曾经困扰着人类的因素，都不再是麦迪逊和他的同伴们的主要担心。马丁·戴蒙德（Martin Diamond）评价说，普布利乌斯的品质完全适合当时的形势，并完美无缺地代表了《联邦党人（文集）》的观点，三位作者借用此笔名以广大民众所不具备的能力和知识，向人民介绍宪法，一个能够得以持续并能够建立共和国的宪法[49]。在存疑之处，他对先贤保持了尊敬，但他也更看重历史——他经常援引的证据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政体兴衰，而不是古圣先贤的只言片语。[30]See Bernard Grofman Donald Wittman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gathon Press,1989, p.53—70.[31]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48页（第10篇）。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
而单一的机构则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这样就加倍地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因此在符合共和政体的真正原则的基础上，使这两个机构在一切方面都有所不同，这样做必定是恰当的。在民主社会，需要防备的则是多数派的力量。
[35]See George E. Marcus, The Sentimental Citizen：Emotion in Democratic Politics,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2, p.26—27.[36]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258页（第49篇）。在一封于1787年10月写给杰弗逊的信中，麦迪逊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宗教对于个人限制不起作用这一点，是尽人皆知的。
柏拉图的对话录多是围绕如何过有美德的生活这样的主题展开，从未追问自然意义上的人性善恶问题。该书旨在为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草案做全面的辩护，其85篇文论出自三位杰出的作者之手——麦迪逊、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和杰伊（John Jay），发表时共同署名普布利乌斯（Publius）。
See Garrett Ward Sheld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ames Madis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p. xi.[9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1页。权力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88]同上注，第257—258页（第49篇）。这种将时间视角引入激励的办法，也启发了现代立宪经济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等人，他们关于民主多数决机制中高征税、高通胀、公债陷阱问题的思考与麦迪逊非常相似，亦即，需要通过在制度设计中增加时间维度来防止掉入这类陷阱。
很多人认可当时的一句谚语，一年一度的选举终结之时，就是暴政开始之日[79]，反联邦派以此反对将众议院的任期设定为超过一年。与当年脱离大英帝国独立一样，美国立宪的目的是完成一场政治革命——谋求十三个州更紧密的政治联合以克服邦联的软弱，而不是实施大规模的社会革命。
而没有一定的条理和稳定性，也就不值得真正受人尊重。制衡机制构建了复杂的组织间关系，但这不是对权力所代表的公共职能的不信任和限制，而是基于对履行公共职能的个人的不信任。
宪法中的那些关键制度——两院制、总统否决权、司法审查权等，都体现了这样的意图。激情和理性可能是不同约束和激励的结果。
与现代多元论者不同，麦迪逊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全体成员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总体要大于部分的总和，因为整体拥有或者意图拥有部分所不具有的永久利益[60]。正是这一点使麦迪逊对宪法的理性设计寄予厚望，而不是像性恶论者那样愤世嫉俗地把秩序和稳定寄望于强力和专断。[36]因此，激情的效果是双向的，既可能有害，也可能有利，而且可以相互抵消，有益的激情可以遏制有害的激情，一种有害的激情可以遏制另一种激情，这在一个代议制政体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他提到的那些差别，例如劳动分工中的不同群体、财富数量上的差别、知识和品德的差别，都不是政治身份的差别，而是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别。
在18世纪的美洲，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再是他和同伴们追求向往的目标，而成为讨论问题的新起点，甚至是立宪所警惕的对象。最终获得联邦机构职位的那些人，是社会中的自然贵族，而不是因为拥有特权。
三、理性与激情《文集》中有大量这类词汇，即突发的强烈感情冲动（sudden and violent passions）[27]不正当情感（irregular passion）一时的谬误而举措失当（temporary errors and delusions）[28]突发激情或一时冲动（sudden breese of passion or transient impulse）[29]，它们反映了公众意见和情绪的变化无常。麦迪逊认为选举和代议制是共和国区别于古代雅典民主制的特征，也区别于那种特别依赖公民美德并认为共和国只能适用于狭小范围的传统共和观念。
[66]See Garrett Ward Sheldo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ames Madis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p. vi.[67]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47页（第10篇）。[16]同上注，第286页（第55篇）。